纪法微课丨帮企业承揽工程后，亲属从中分包项目再转包收取“转包费”，是正常市场行为？

帮企业承揽工程后，亲属从中分包项目再转包收取“转包费”，是正常市场行为？

以“商业机会”为幌子，不投入真实资金、不开展实际施工、不承担市场风险，通过“分包再转包”的方式坐收巨额“差价”，实质系权钱交易。

莫拿分包当幌子，空手套现即受贿。

【法律标尺】

《刑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，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规定，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，伙同受贿的，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。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，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。

【典型案例】

某国有企业总经理刘某某（中共党员）利用职务便利，违规帮助私营企业主林某承包该国企某工程项目。为表示感谢，林某按照刘某某的提议，将该工程中一个项目交由刘某某之子刘某承揽。刘某既无施工资质，也未实际出资和组织施工，而是又与林某名下的施工公司签订“转包协议”，将工程交由该公司实际施工，并以此为由收取“转包费”500万元。刘某某对此知情并认可。经查，该工程自始至终由林某团队组织施工，刘某从未参与任何实质性经营活动。最终，刘某某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，父子二人因共同受贿均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【条分缕析】

“分包业务是老板自愿给的，转包合同也是真实签署的，赚些‘转包费’怎么就成了受贿？”面对审查调查，一些干部往往企图以“正常商业往来”为由进行开脱。殊不知，判断这笔“转包费”的性质，关键不在于表面上是否签订了转包协议，而在于收益究竟来自正常的市场经营，还是公权力的对价。

一、识破“商业机会”的障眼法：空转项目赚“差价”，实为公权力的对价

在工程建设领域，正常的商业利润源于资质、资金、技术和劳务的真实投入，并伴随着市场盈亏风险。如果亲属取得工程业务后，根本不参与任何实质经营，而是通过虚设的“分包再转包”流转程序，坐收企业支付的巨额“差价”，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改变——此时，“商业机会”不过是行贿的载体，“转包费”本质上就是公权力的对价。

本案中，刘某既无施工资质，也未实际出资和施工，为何林某心甘情愿送出500万元“差价”？答案不言而喻：林某买单的正是刘某某手中的公权力。刘某将分包工程再转包给林某名下的公司，本质上是一场“左手倒右手”的假转包——活自始至终由林某自己的团队干，刘某不过是在合同上过了一道手续；林某甘愿让刘某白白抽走500万元“转包差价”，目的就是借此将贿赂款包装成“商业利润”。这笔钱本质上是林某为感谢刘某某职务帮助而支付的对价，依法应全额计入受贿数额。

二、破除“不是公职人员就不构罪”的误区：受贿共犯不限身份，伙同收受请托人财物即构罪

有的干部和家属认为，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才会触犯的罪名，家属既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，又只是承接项目再转包赚钱，就算有点问题也扯不上受贿。这是典型的认识误区。

事实上，受贿罪虽是“身份犯”，但受贿共犯并不要求人人都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。只要亲属明知干部是利用公权力为老板谋利，仍与之通谋，出面签订分包转包协议、负责收受财物，就共同实施了受贿犯罪，即使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，也逃不脱受贿共犯的罪责。

本案中，刘某某与儿子刘某“分工明确”：在主观上，父子二人对“以工程分包、转包为幌子，收受林某所送财物”一事心知肚明、形成通谋；在客观上，刘某某在幕后用权拍板帮林某拿下总承包工程，刘某在台前签约分包再转手、坐收500万元贿赂款。父子二人共同完成了将公权力通过“商业机会”折现受贿的全过程。综合主客观因素，刘某虽非国家工作人员，仍应作为受贿罪共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【廉洁提醒】

公权力不是谋私的工具，“商业机会”更不能成为权钱交易的幌子。党员干部切莫把亲属当成敛财“白手套”，以为披上“工程分包、转包”的马甲就能规避纪法，到头来只会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付出沉重代价。